胜固可喜，败亦欣然

在国人的心目中，体育的功能似乎就是两个：一个是争夺奖牌，为国或为集体争光，一个是强身健体，延年益寿。

小乐听了，补充道：“体育也是一种游戏。”
好想法，赞一个。不必带着功利心，能放松自己，更好地参与。

1928年，胡适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。在学校运动会上，为了让同学们踊跃参加，正确对待竞赛中的胜败，他亲自撰写了运动会会歌。这首歌的歌词如下：

健儿们大家向前，
只一人第一，
要个个争先。
胜固然可喜，
败亦欣然，
健儿们大家上前。

健儿们大家齐来。
全体的光荣，
要我们担戴。
要光荣的胜，
光荣的败，
健儿们大家齐来。

大家都在跑，而得奖的只有一人。假如按照平时的成绩，已经知道某人一定会夺得锦标，难道我们就不参加了吗？不，大家还应该参加。有了我们的加入，他才会有第一；没有我们的陪衬，他一个人算不得第一。正确的态度是：他得他的第一，我们搞我们的训练；他的光荣，也是我们的光荣。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。在开幕词结束时，他还说：“祝诸君人人有光荣的胜，人人有光荣的败！”

“我们学校里张浩然比赛总是破记录的，我们也都感到很自豪的。”小乐边听边说。
“是呀，而且不仅仅是在体育运动上，其他学习考试中也是如此。我们可以看看胡适在体育之外是怎么说的。”

1948年初，胡适得知李宗仁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，认为这是实行宪政后的第一次大选，要多些人参加，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精神。他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，信中抄录《中国公学运动会歌》的第一段，并且说：“第一虽只有一个，还要大家加入赛跑，那个第一才是第一。”可见无论是体育还是政治，都要提倡“重在参与”，不应该唱独角戏。

抵制党化教育

看到这个标题，千万不要以为我要对我党有所非议，我要说的可是胡适对国民党“党化教育”的抵制，拒绝联想。

以下摘录《大学之魂》：

一位学生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：“中国公学我不敢说它好，但我可以说它奇特，为什么呢？思想自由，教职员同心协力，有向上的精神，没腐化的趋势，就凭这点，在全中国可说是找不到的。”

这种局面的形成，首先与胡适对“党化教育”的抵制有关。推行“党化教育”是国民党掌握政权后的基本国策。1929年4月颁布的《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》指出：“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，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，……以收笃信力行之效。”随后公布的《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》规定，在大学设立党义课程的目的是：“一、应以阐扬孙中山先生全部遗教及本党政纲、政策及重要宣言为主要任务。二、应以理论事实，证明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，促进世界大同之唯一的革命原理。三、应依据三民主义，比较批判其他社会主义学说。”此外，大学生还要“一律参加孙总理纪念周及其他革命纪念日，以增进爱护党国之精神。”（同上，第53-54页）

把一个人或一种思想神圣化，是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。它的目的，就是让全体国民变成不会思考的驯服工具。面对这种局面，胡适采取了抵制的态度。罗尔纲回忆说，在中国公学读书时，“进了学校，首先使我痛快的，是不挂国民党旗，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。”（《师门五年记·胡适琐记》第89页，三联书店1995年版）

胡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只要看看任鸿隽在《独立评论》上发表的两篇文章，就明白了。他说：“教育的目的，在一个全人的发展，党的目的，则在信徒的造成。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，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。”因此当人的利益与组织利益冲突的时候，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了（《独立评论》第三号）。在这方面，胡适堪称大学校长的楷模。

当然这个不仅仅是在于国民党了，任何独裁的制度都会存在这样的特点。

“小乐，你还记不记得爸爸给你念过的《动物庄园》，猪在夺取政权后，也开始了对其他动物的洗脑。”

小乐说：“我们课本上也有的。古希腊都是象神一样崇拜亚里士多德。亚里士多德说重的球会快点落点。而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做了实验，证明是同时着地。”（我刚从网上搜索了一下，四年级语文有两个铁球同时着地）

“武侠小说里也很多的，星宿老仙。”小乐又补了一句。
我笑了：“是呀，还有东方不败。”

不能迷信，也就是昨天说的要学会思考。

缺乏思考和三个笑话

前天说到胡适的“无为而治”，所谓“无为”，并不是什么也不干。胡适上任时，全校共有三百多学生，分散于四个学院十七个系，致使学校经费异常困难。为此，他大刀阔斧地裁掉工学院、法学院和经济系，只设文理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以及中文系、外语系、哲学系、数理系等7个系。为了沟通文理，他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，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知识，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。事实证明，胡适的这一做法效果很好，比如吴健雄当年是数理系的学生，却肯在文科方面下很大功夫。有一次她还在胡适指导的作文课上获得100分，这件事不仅对吴健雄的影响很大，也成为胡适津津乐道的话题。 

小乐问：“吴健雄是谁？”
“吴健雄是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，被称为“世界物理女王”、“中国居里夫人”。”
“是个女的啊，听名字我还以为是男的。”
“吴健雄的丈夫还是是袁世凯的孙子，叫袁家骝。她被世人誉为居里夫人后最伟大的女性科学家。”

沟通文理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，而且还是涉及到教育的目的何在。简单说，过早接受专才教育，不仅会因为知识面狭窄而难成大器，还容易成为会说话的工具，

“什么是会说话的工具？”
“嗯，它后面还有半句，不会思考的奴隶。就是说没有自己的想法，比如在学校里，可能老师也会有做错的地方，但学生们可能会觉得老师说的肯定都是对的。”
 
 “哦，我给你们讲个笑话。”
 “好的呀。”
 于是小乐就给我们讲起了笑话，还一口气讲了三个（她讲的比我记录的要更生动，我只是记了个大意）：
 
有一个法国人到英国餐馆吃饭，一位侍者把一碗汤端上来，看了看外面说：“好像是下雨了。”法国人拿起汤尝了尝，说：“是呀，吃起来也象雨。”

有一个人在餐馆里点了份牛排，很久都没来，就一直催，还喊：“我已经喊了都不下十次了。”服务员看了厨房里，毕恭毕敬地对他说：“先生，十份牛排是不会那么快煎好的。”

一位女士带女儿到快餐馆用餐，服务员问：“你来点什么？”
“炸鸡腿可乐冰淇淋双层汉堡巨无霸薯条蛋挞…”
当服务员把一大包端给她时，女士惊异地说：“我还没点呢，我刚才只是给女儿念菜单。”

我一边哈哈大笑，一边说：“这几个笑话都很有意思，都是缺乏思考的结果。”
“就是，也不想想她们两个人怎么能吃地了那么多。”

原以为《大学之魂——民国老校长》念起来会比较枯燥，不过从讲叙胡适的故事来看，小家伙很挺能接受。“文理沟通”、“缺乏思考”，虽然还有些遥远，但润物细无声

无为而治

今天读了《大学之魂》中有关胡适“民主自由治校”中的一段，说的是胡适主张无为而治，提到了有关艾森豪威尔的两个小故事。

第一个故事说的是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，各部门领导都要前来拜访，谈谈各自的工作。于是他每天要接见两三位院长或部门负责人。几天以后，他问副校长，像这样的人一共有多少，对方说共有63位。艾森豪威尔两手举过头顶高声喊道：“天呵！太多了！太多了！我当盟军统帅的时候，只接见三位将领。我完全相信这三个人。他们手下的将领，我从来不用过问。想不到我当一个大学校长，竟要接见63位负责人，他们谈的我不大懂，又说不到点子上，这对学校实在没有好处。” 

另一个故事是说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爱打高尔夫球，有一天白宫送来一份急件，助手替他准备了两份批示，一份“表示同意”，一份“表示不同意”。没想到他居然在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，并交代说，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。 

在许多人眼里，这两个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尔的，但是胡适却从中看出民主的真谛。

去查阅了一下背景，1956年10月蒋介石70大寿时，《自由中国》专门出版了一期“祝寿专号”，胡适当时讲这两个故事，是为蒋介石祝寿的。他的意思是要蒋介石学一学人家的风度，做一个“无智、无能、无为”的人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乘众势，御众智。

当时胡适写信给约稿人，还说：‘我量你不敢登！’不过最后文章还是一字不漏地予以刊登，也属不易。当时台湾就有人说：“在自由中国，只有胡适一人享有言论自由。”

秋后问斩

看着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小乐突然冒出一句：“为什么都是要秋后问斩啊？”
我挠挠头，开始胡诌：“秋天是丰收的季节，秋后嘛，大家都收割完了。”
“可这和杀头有什么关系啊？”
“嗯，大家忙完了，这个时候砍头，就可以叫大家都去看了，就起到警示的作用了。”
“真的假的？”
我哈哈笑道：“我编的。”

从汉代起，对死刑的执行，实行“秋冬行刑”的制度。汉代统治者根据“天人感应”理论，规定春夏不执行死刑。除谋反大逆“决不待时”以外，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，冬天以前执行。因为这时“天地始肃”，杀气已至，便可以“申严百刑”，以示所谓“顺天行诛”。

除了秋冬行刑，杀头的时间还要定在“午时三刻”，午时三刻这个时间，差不多是中午的十二点。

“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呢？”

这个时间，阳气最盛，人的影子最短，按迷信的说法此时可以用旺盛的阳气来冲淡杀人的阴气。

斩首的历史相当长，古代多国均有斩首的刑罚，与绞刑一类有相当长历史的刑罚一样。

小乐说：“还有断头台。”
“是的，断头台是法国大革命时发明出来专门砍头的机器。知道不，现在还有国家是采用斩首的方式。”
“是哪个国家？”
“沙特阿拉伯。”

西施和南威

貂蝉姓任，那么西施姓什么呢？答案是姓施。

西施，本名施夷光，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的沉鱼。浙江诸暨苎(zhu4)萝山下有两个村子，分为东西两村。村中的人大多数姓施，施夷光住在西村，所以大家称其西施。

说到这里，小乐恍然大悟：“对的，对的，叫夷光。越女剑里有的，当时我还不知道夷光是谁。”

“西施后来到底怎么样了？”

有好多种说法，最普遍的说法是，西施与范蠡相恋，当吴国灭亡之后，范蠡不要越王的封赏，趁著夜色携西施悄然离去，从此避世太湖。

还有一种说法是吴灭了以后，勾践夫人见到西施貌美，怕勾践看上她，且吴人认为西施是使得国破家亡的妖孽，于是就将她放进皮袋之中沉于江底。后来在江中发现了一些蛤蜊，人家说那是西施的舌头，故此蛤蜊也有“西施舌”之称。

给小乐说了几个有关西施的成语和谚语，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沉鱼落雁、东施效颦、情人眼里出西施，而还有一个成语西眉南脸，估计知道的就不多了。（至少我是不知道）

西眉南脸出自唐代李咸用《巫山高》：“西眉南脸人中美，或者皆闻无所利。”西眉自然指的是西施的眉毛，那么南脸呢？南指南威，又称南之威，春秋时楚国的美女。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曾经获得南威，结果被其美色迷住，以致三日不上朝办事。后来晋文公自觉省悟，恐怕自己会沉沦声色，于是从此不再接近南威。

所以南威也是古代美女的代名词之一，可惜没列入四大美女，这声名就差了好多。

貂蝉姓什么

看完了《连环计》，小乐说：“这一集叫连环计，可才到吕布就没了，董卓都没出来。”当然潜台词其实是看一集太短了，她还没过瘾。

不过接下来的问题可真不好回答，小家伙问了一个：“貂蝉姓什么？”

我一下子就愣住了，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啊！四大美女的知识点就是叫什么名字，哪个朝代的，可难道叫什么就应该是姓什么吗？孩子的问题往往会击中核心。

好吧，总不甘心就说姓貂吧。维基助阵：

学者孟繁仁先生考证：貂蝉，姓任，小字红昌，出生在并州郡九原县木耳村，十五岁被选入宫中，掌管朝臣戴的貂蝉（汉代侍从官员的帽饰）冠，从此更名为貂蝉。

神奇，那貂蝉冠又是个什么玩意呢？

“貂蝉”一名，在历史上本身有实际的意义。据史书记载，“貂蝉”貂指貂尾，蝉指附蝉。秦始皇让将军在头盔上缝貂尾，让谋士在帽子上缝貂尾。除了缝貂尾，秦始皇还要求缝“附蝉”，就是用白玉或金箔等材料做成蝉的样子，缝在头顶。秦朝的将军和谋士头上就有一条貂尾和几只附蝉，合称“貂蝉”。秦始皇往大将和谋士头上放这两样东西，是希望他们能像貂一样聪明伶俐，能像蝉一样品行高洁（蝉站在高枝之上，喝树汁度日）。汉朝侍中和中常侍头上有貂蝉。魏晋南北朝，隋唐五代及两宋，貂蝉一直都是部分高官头上必不可少的东西。

最后再问一句，那么四大美女的西施她又姓什么呢？

明朝那些事儿真讲起来不经讲

春节期间每天晚上给小乐讲的故事基本都是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小家伙同时自己也在看，书中夹个书签，白天她看到哪儿，我晚上就继续讲。但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很多情节她比较清楚，但我不太熟悉，所以最近的“父与女”我也很难写有关明朝的那些事儿。

更重要一点是，之前对照《万历十五年》有关海瑞的故事，还觉得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白话文描述比较直白，而且有较多的现代用户比较有趣，但真正每天念起来后发现不好讲，文字太啰嗦，而且有大量调笑的语气在内，我在念的时候，觉得很多都不是很适合，或者觉得没什么意义，一开始还觉得有趣，但有趣过了就觉得嫌肉麻。

比如今天这段说萨尔浒之战说努尔哈赤的：

　　努尔哈赤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，至少我是这样认为。
　　作为一名没有进过私塾，没有上过军校，没有受过系统军事训练的游牧民族首领，努尔哈赤懂得什么是战争，也懂得如何赢得战争。他的战役指挥水平，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
　　在抚顺、清河以及之后一系列战役中，他表现出了惊人的军事天赋，无论是判断对方动向，选择战机、还是玩阴耍诈，都可谓是无懈可击。
　　毫无疑问，他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将领——在那两个人尚未出现之前。
　　
　　但对明朝而言，这位十分优秀的军事家，只是一名十分恶劣的强盗。不仅恶劣，而且残忍。
　　清河、抚顺战役结束后，抢够杀完的努尔哈赤非但没有歉意，不打收条，还做了一件极其无耻的事情。
　　他挑选了三百名当地平民，在抚顺关前，杀死了二百九十九人，只留下了一个。
　　他割下了这个人的耳朵，并让他带回一封信，以说明自己无端杀戮的理由：
　　“如果认为我做的不对，就约定时间作战！如果认为我做得对，你就送金银布帛吧，可以息事宁人！”
　　绑匪见得多了，但先撕票再勒索的绑匪，倒还真是第一次见。
　　明朝不是南宋，没有送礼的习惯。他们的方针，向来是不向劫匪妥协，何况是撕了肉票的劫匪。既然要打，那咱就打真格的。

那么长的文字其实并没有什么内容，我念着念着，有种如同嚼蜡的感觉。文字上有点过了，啰嗦、俗套，不由怀念起念《万历十五年》，虽然有部分文件会觉得拗口，但简洁好多。

另外感觉一点，整套书主要围绕着政治斗争和权谋之术在展开故事，和传统的历史故事也是大为不同，通篇也会给人以阴暗之感，整体来说我现在不是很赞同推荐给孩子看这套书。不过小家伙自己白天看书的进度飞快，一套书已经看到了第六部日暮西山，估计我也念不了两个晚上了，不知道下一阶段又会是什么？

朱元璋的小名

最近给小乐讲的是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在中间跳到海瑞和戚继光之后，重归开篇，从朱元璋开始讲起。

朱元璋的小名是朱重八，而有关这个名字的来历作者是这样说的。

在小朱五四出生一个月后，父母为他取了一个名字（元时惯例）：朱重八，这个名字也可以叫做朱八八。我们这里再介绍一下，朱重八家族的名字，都很有特点。
朱重八高祖名字：朱百六；
朱重八曾祖名字：朱四九；
朱重八祖父名字：朱初一；
他的父亲我们介绍过了，叫朱五四。
取这样的名字不是因为朱家是搞数学的，而是因为在元朝，老百姓如果不能上学和当官就没有名字，只能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命名。

虽然听起来很有趣，不过这个说法靠谱吗？

先看重八的含义，是属于出生于八月八日呢？还是父母年两相加为88岁？

朱元璋出生于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（1328年10月21日），看来不符合出生8月8日的说法。而其出生时，以虚岁算，父亲（1281年出生）为48岁，母亲（1286年出生）为43岁，两者相加年龄为91岁，和88也不相符。看来重八的含义并非来于此。

再看《朱氏世德碑》：“先伯娶刘氏，生子四人：重一公、重二公、重三公生盱眙，重五公生钟离。先考君娶妻陈氏，泗州人，生子四：长重四公生盱眙，重六公、重七公生五河，某其季也，生迁钟离后，戊辰年。”。

以此来看，重八应是按兄弟辈分排名而来，当年明月在书中的说法并不成立。至于所说的元朝惯例，百姓如果不能上学和当官没有名字，虽有清代俞樾《春在堂随笔》云:‘元制:庶民无职者,不 许取名,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。’但在元史中并没有考证。

陈高华：论元代的称谓习俗中的说法应该还比较靠谱，摘录如下：

元代还流行以数字为小名。最有名的是元末起义首领张士诚小名九四，他的兄弟张士德小名九六。（注：《明史》卷一二三《张士诚传》。）。後来成为明朝开国功臣的常遇春，曾祖名四三，祖重五，父六六（注：宋濂：《常开平王神道碑》，《宋文宪公全集》卷四。）。这种情况在元代是相当普遍的。为什以数字为名，有不同的说法，有的可能是父母或祖父母的年龄，有的可能用数字表示辈分和行序。有一种意见认为，用数字作人名元代独盛，这是不确的。元代这种现象很多，但唐、宋亦不少，可见由来已久。又有一种意见认为，元代“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，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”。也是不很准确的（注：见愈樾《春在堂随笔》卷五引《德清蔡氏家谱》，吴晗先生力主此说，见《朱元璋传》第2-3页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。）。现存元代文献（如《元典章》）便记载了不少元代“庶民无职者”的大名（官名）（注：参看洪金富：《数目字人名说》，《史语所集刊》第五十八本第二分。）。从现有的文献来看，只能说，以数字为名者，以普通百姓居多，这应该是他们缺乏文化所致，并不是政府对此有专门的规定。

看来看书要考证一项内容实属不易，尤其是读史，在和小乐讲故事的当中，不敢轻下断言，使得自己也不断地又重新学习质疑和考证。

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

外面开会回来了，最近的报告日也终于告一段落了。我想给小乐讲故事也能恢复正常了。不过小家伙最近都是听乐妈在讲《在爱里相遇》，也是听的不亦乐乎。

庾公乘马有的卢，或语令卖去，

庾公姓庾名亮，妹为明帝皇后，有一匹的卢马，有人就全他卖掉。
小乐说：“哦，那是大舅子嘛。”
“的卢你知道的吧，据说这种马白额入口至齿，相传会给骑者带来不幸。”（三国杀杀多了，小家伙肯定是知道的。）
“知道，还救过刘备性命的。”

没想到小家伙还知道这一段，出自蔡瑁要杀刘备，刘备避席出逃，到檀溪附近，情急之下纵马入溪，的卢的前蹄陷入溪里，刘备怨恨地說了几句「的卢！的卢！今日妨吾！」后，的卢突然大发神威，从水中跃起三丈之高，飞过西岸，刘备方才得以脱险。

庾云：“卖之必有买者，即复害其主，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！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，古之美谈。效之，不亦达乎！”

结果庾亮说：“卖了它一定有买的人，那就害了马的新主人，怎么可以因为对自己有害就嫁祸给他人呢！”
小乐赞道：“有道理！”
“当初孙叔敖为了后人杀两头蛇，成了古时的美谈。我效仿他，不也很通达。”
“杀两头蛇那个故事我知道的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“还是幼儿园的时候看过一本很薄的书，”小乐于是就述说起来：“那时后他还是一个孩子，路上碰到一条两头蛇，据说看到两头蛇的都要死的，他就把蛇用石头砸死了，回去哭着对妈妈说我要死了。”

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
“嗯，己所欲，施于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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